花冈惨案日军闭口不谈的真相劳工吃老鼠吃野
75年前，一位中年男子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从日本回到中国。男子的衣衫破烂，鞋子都磨的起毛了。但即使如此，他的眼神坚毅，步伐从容，从他的脸上还能看到岁月留下的沧桑。
这一年，他32岁。
这名男子名叫耿谆。他是被俘去日本的劳工，年11月，耿谆回到家乡务农，但他未敢忘记那段在日本的艰苦记忆。
年春，时任国民党第15军64师团2营5连连长的耿谆，奉命保卫古都洛阳。
5月上旬的一天，日寇以重兵进攻洛阳，并由龙门一线向西下池推进，企图在拿下西下池后占领重庆。耿谆和战士们抱着誓死守卫阵地的决心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耿谆边战斗边指挥，但他突然感觉身上传来了一阵刺痛。原来，一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身体，耿谆立即予以还击，但接下来，随着刺刀从他体内抽出，另有一枚子弹飞进了他的身体左侧。这颗子弹一直从腹部左侧贯穿到右侧，最后飞了出去。
耿谆顾不得疼痛，拿起机枪继续射击敌人。万幸的是，那颗子弹只是穿透了他的身体，并没有伤及肠胃，耿谆暂时没有性命危险。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耿谆没有预料到的。随着“砰”的一声，日军向他所在位置的附近投射了一颗炸弹，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他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耿谆在疼痛中醒来，但他却发现自己并未身处战场，而是被俘到了日军的军营里。耿谆顿时明白，自己已经成了日军的俘虏。而他也从一同被俘的战友口中得知，这场战役中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被俘了。耿谆很气愤，他想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也想手刃这些凶残的敌人，但他的伤口处还淌着血，耿谆又昏了过去。
在战友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耿谆奇迹般地活了下去。他就这样和被俘的战友们一起被日军运到了石家庄战俘营。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被拉到了北京清华园的战俘营。他们也曾多次想过冲出重围、逃出去。但手无寸铁、身体负伤严重的他们难以与戒备森严的日军对抗。
不久后，他们又辗转去了天津、济南，最后到了青岛。
同年7月28日，战俘营里来了许多日军从各地抓来的农民、八路军战士和学生等中国人民。在这一天，残暴的日军将多人押到了一艘轮船上。耿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预感到自己将要面临更加残酷的境况了。
果不其然，日军在将所有人押上轮船后便将船向日本驶去。看着离自己的视线越来越远的祖国，船上的众人都忍不住啜泣。他们知道，自己此行多半是难以回来了。
当时，日本为了发动邪恶的侵略战争，大部分青年男子都参军了，所以日本国土上的青壮年所剩无几。为了开展本土建设，日本人便想从中国抓一批俘虏回去，充当劳工。而耿谆和其余的余名中国人，就成了他们抓往日本的一批劳工。
残暴的日军为了防止劳工们在行船途中发起暴动，便将所有人都关进了封闭的船舱里。而当时正值夏日，炎热的气候，加上船舱里人又多、空气又闷，不少人因此患病。
而对于患病后请求日军治疗的劳工，他们得到的是一顿接一顿的毒打。有人就这样被打死了，他们的遗体也被扔进了茫茫大海之中。
看着同胞被毒打至死，耿谆的心在滴血，他最终勇敢地站出来和日军交涉。最终，在他的据理力争下，日军不再毒打劳工们，而是将余人的劳工队伍交给他管理。
耿谆随后将所有人分为了9队，还分出了老人队和小孩队，并安排青壮年们轮流照顾这两个队伍的人们。被俘的劳工之中，许多人感到十分绝望，想要一死了之。耿谆便劝他们：
“弟兄们，千万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坚持，相信还有活着回来的一天！”
在他的劝解下，大家渐渐振作起来，并准备随机应变，以寻求逃生的机会。
这艘船终于抵达日本后，他们被押到了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作业点。那里是一座矿山。耿谆后来还得知，这座矿山的开采工作是由日本鹿岛公司管理的。
耿谆一行人的工作就是为生产后排出的污水挖河道，在他们开始工作后不久，又有一批中国劳工被押来，整个作业点大约有一千人。
日本人对中国劳工十分残忍，他们每天都被押着进行十五六个小时的劳动，且日本人给劳工们的食物也仅是一点橡子面做成的小窝头和很少的苹果渣。过少的食物，再加上繁重的劳动，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此被活活累死。
有饿得不行的劳工偷偷溜到后山去拔野草吃，不幸被日本监工发现了。日本监工不但残暴地毒打了他，还用火来烧他。有些劳工看见房间里有老鼠，都会忍不住抓来吃，就为了充饥。
到了冬天，无论是在下雪或下雨，他们都得不到休息。即使河道里的水结了冰，他们也得踩在冰水里继续工作。但凡有想休息的，都会受到日本监工的毒打。
每次看到劳工被毒打的情形，耿谆心里的怒火就在熊熊燃烧。但他毕竟打过仗，又观察过这里的地形。如果他们发起暴动，先不说对方人数比他们多、武器比他们精良，就算逃了出去，又去哪里找船回国呢？心中的理智提醒着耿谆，逃亡一事还需要再筹划一番。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那些被日本监工迫害的劳工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看着这些被害死的同胞们，耿谆悲痛不已。他借着自己劳工队队长的身份再次和日本监工斡旋，最终让这些无辜死去的同胞们的骨灰能够被留下。
劳工们特意在他们所住的集中营中留出了一间小屋，屋子里存放着遇难劳工的骨灰。耿谆总想着，有朝一日要带他们回国。
但仅仅过了半年，中国劳工的人数就从将近一千人骤减至余人，不少劳工都被害死了。还活着的劳工们也是一个个瘦骨嶙峋、病痛缠身。不少劳工都有和大家一起逃亡的想法，耿谆心中却担忧着他们不是日本监工对手，怕暴动开始以后，劳工们会白白送命。
但一件事的发生，让耿谆坚定了无论如何也要逃出去的决心。
有一天，一个23岁的劳工薛同道病了。他原来是八路军战士，刚被押来日本时身体本来是十分健壮的，但经过这段时间非人的折磨，他的身体垮了，病得连走路都困难。
耿谆见薛同道病得这么严重，就劝他不要出工了，去病号房待几天。但薛同道说：
“大队长，还是让我上工吧，病号房里口粮减半，更活不了人啊。”
薛同道上工后不久，他就因为体力不支倒下了。他醒来后饿得不行，后来在路上捡到一个苹果核，薛同道想要吃了苹果核充饥，却被日本监工发现。几个监工围着他就是一顿毒打。
到了晚上，这些日本监工竟然又将薛同道拉出来围殴，其中还有一人，拿着一根鞭子在薛同道身上乱抽，疼得薛同道满地打滚，半晌后昏死过去了。而在不久后，便传来了薛同道离世的消息。
耿谆见同胞被打，却毫无办法，他还听身边的一人说：
“你看他拿的是什么？是用公牛生殖器编制的‘阳鞭’！”
听完这话，耿谆定睛一看，这惨无人道的日本兵竟然用这种东西侮辱中国人！他勃然大怒，当即决定无论如何，定要带着劳工们从矿区杀出一条生路来！让这些日本人看看，中国人是有血性的，不能任他们凌辱！
当天夜里，耿谆将自己想要发起暴动的想法与劳工们说了，劳工们早有杀出去的想法，所以他们纷纷对耿谆的想法表示赞同。耿谆便集合了几个劳工一同商议出逃对策。
他们计划着先杀掉几个日本监工，抢夺枪支弹药，再让众人逃往北海道海岸处集合，在那里夺得船只后乘船回国。如果中途被日军拦截，那他们就背水一战，与日军拼了！
他们原本将暴动时间定在年6月27日晚上11点。但监工中有个“老头太君”和一个“小孩太君”。这两人虽是日本人，但他们平时比较同情中国劳工，一人会在劳工累的时候让他去休息，另一人常常悄悄地多给劳工食物。耿谆便决定趁他们回家休息的6月30日再发起暴动，以保护这两名监工。
耿谆将暴动延期的原因和大家说了，劳工们都知道这两人平时待大家不错，便一致同意了延期的安排。
6月30日晚，多名劳工按照计划打死了当天值班的4名监工，一名汉奸被大家处决，但另有3名监工逃了。耿谆担心这3人去日本人那儿报信了，便放弃了去花冈警察署抢夺枪支弹药的计划，集合大家往北海道的方向跑。耿谆还在暴动时带着一把尖刀，以用于防身和在落败时自杀。
多名劳工们，早就约定好经过各个村庄时保持低调，不要去伤害无辜的日本村民。劳工们出逃的队伍虽庞大，却十分井然有序。
另一边，得知劳工逃跑的日本官兵也集结队伍前来追捕。当这支暴动的队伍到达一座狮子山时，后面的追兵赶上来将他们打散了，从山上也下来不少日本兵对他们进行围攻。劳工们只能用受伤的刚镐和铁锹与敌人搏斗。但本就因营养不良而瘦弱不已的劳工哪是日本兵的对手，不少人就这样被日军抓住了。还有的劳工本想用石头砸日本兵，却因为饿得没有力气了，连石头也扔不出去。他们还没来得及自杀就再次被俘。
耿谆跑到了一棵树下，因为在打斗中尖刀遗失了，他便只能解下了一条裹脚带，将它一头栓在树上，一头套在脚上，中间再系一个活套勒住自己的脖子。他用力一蹬，活套就越来越紧，如此便可自杀了。
但敌人和快就发现了耿谆，他们在耿谆即将断气前将他抓住，他又被俘了。
日本人得知这场暴动是耿谆发起的后，便将他关起来严刑拷打，而耿谆也一口咬定，这事儿全是因自己而起，再没有别的策划者。
被抓回的劳工们，则被两两捆在一起跪在铺着碎石子和沙子的广场上，饿了三天三夜。还有人因反抗日军的暴行而被活活打死。中国劳工的人数就只剩多人了。
耿谆和劳工们发起暴动的事也在日本登报了，这件事还成为了当时的头号新闻，那些村民们知道中国劳工们路过他们所住的地方时没有去打扰他们，心里充满了感动。而那两名当天未值班的监工，也在知道劳工们特意错过他们的值班日期发起暴动后心怀感激。
此事过后，耿谆被日本秋田县法庭判死刑，其余的劳工则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20年、15年、5年不等。
所幸，日方的判决还未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美军第八先遣队救了。大部分劳工被送回了国内。耿谆作为这次暴动的发起人和几名主要负责人暂时留在了日本，以在盟军审判日军时出庭作证。
而后，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被判处无期徒刑，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被判处绞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
年11月，耿谆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上。
耿谆后来回到了家乡，以务农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但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记那些被日军残害致死的中国同胞们。耿谆找到了当年被解救回国的多名同胞，组织起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并于年12月22日向当时残害劳工的鹿岛公司发去了公开信，信中提了三项要求：
一、必须向我千名受难者郑重道歉；
二、为教育后代，促进中日友好，在花冈和北京各建一座花冈事件纪念馆；
三、对名花冈受难者和死者遗属每人补偿万日元以慰精神和肉体的创伤。
然而，鹿岛公司的负责人却对此事一拖再拖，毫无向劳工们道歉的诚意。
年11月10日，联谊会再次向鹿岛公司发去公开信。信中表示，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受难者的子孙后代也会一直征讨下去，要他们偿还这份血债。与此同时，许多日本的正义人士也对鹿岛公司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最终，鹿岛公司在联谊会和日本各界正义人士的压力下，同意与联谊会进行谈判。但因日方在谈判时缺乏诚意，联谊会提出的几项要求他们并没有履行。
耿谆和联谊会的人们都渐渐老去，但他们心中的气愤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被抚平。年，80岁的耿谆不顾年迈，多次去往日本就鹿岛公司赔偿与道歉一事进行谈判。当年的监工“小孩太君”也已经成为了老人，他还特意来找耿谆，以感谢他当时为了不连累他，将暴动延后3日之事。
这一年间，联谊会对鹿岛公司的讨伐并不顺利。忍无可忍的联谊会11名代表们，最终以一纸诉状，将鹿岛公司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
中国民众和一大批日本民众都十分支持联谊会的行为，还有日本民众在中国劳工们当年所住的山坡处立起了“日中不再战友好碑”，秋田县大馆市建起了“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
年12月20日，一场为索赔正义、索赔尊严与和平的官司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耿谆老人和另4名原告以亲身经历控诉鹿岛公司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耿谆在庭上揭露了当年“花冈惨案”的真相，他的发言让旁听的群众为之动容。
但在两年后，东京地方法院却宣布终止审理此案。这在我国民众和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名法律界、政界知名认识联名致函国会，公开弹劾圆部秀穗庭长。并要求法庭重新审理此案。
年12月10日下午，裁判长圆部秀穗仅用10秒的时间就草草宣判：中国劳工败诉。他的这一行为，无疑向世界各国人民宣示着他的无耻，法律的天平此刻已被他扳得倾斜了。这简直是对正义的蔑视！
在这个审判结果宣判后的第三天，以耿谆为首的原告团和多名律师不服判决，上诉至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第17民事部。
从年10月至年，日本高等法院多次开庭审理此案。
年11月29日，法庭最终宣判此案的双方和解。鹿岛建设公司拿出5亿日元建立了“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他们并未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声称这5亿日元是“捐出”，并非“赔偿款”。
气愤的耿谆和原告团们最终没有在和解书上签字。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耿谆说：“我不要这笔钱，我要的是他们的道歉。”
耿谆的晚年在家乡河南襄城县干休所一套二层的小楼中度过。他还担任过平顶山市人大代表、襄城县政协副主席。老人十分喜爱书法，他还出版了《耿谆书法选》，受到了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年8月27日，耿谆在家中离世，享年97岁。
而当年的“花冈惨案”，也将被中国人民和日本正义人士们铭记。
